在我们小时候背的朝代歌中，有一句“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
然而关于春秋和战国的历史分期到底是什么，一直有争论，通常史学家会以公元前475年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假如告诉大家，越王勾践灭亡是发生在公元前473年，大家可能会震惊的发现，难道春秋五霸中的吴越争霸是发生在战国时期？
就这个问题，纵横跟大家探讨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分期问题，春秋和战国到底应该怎样划分！
公元前475年划分春秋和战国，为何最具权威性？即使把吴越争霸的时间点放到了战国时期，那也无法否定这个说法的权威，所谓权威，就是一个权威的人物提出这个观点，一大堆权威的人物推崇，这就是权威。
将公元前475年划分为春秋战国分界线，最早来源于《史记·六国年表序》，史学界第一个权威司马迁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展开剩余88%这种划分方法以当时天下共主周天子（周元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作为分期依据，较为正统，不管是春秋也好，还是战国也罢，都是东周时期，由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身份确立的时间，自然就是权威。
由于出自史学权威《史记》，由司马迁背书，得到史学界大佬的一致推崇，这个分界点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当然，虽然周天子在东周的时候依然是天下共主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已经就是一个摆设，不然为何又要细分春秋和战国？
春秋和战国本身就是周天子地位的下降的产物，正是因为周天子权威的下降才引发春秋时期的争霸战，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不止是现在人对东周的那些天下共主没有印象，即使是在春秋时期的那些霸主，谁还管周天子的死活。
可以说，司马迁那种拿过气周天子的即位年限来当作时代划分，在后世有所争议也是正常的。
为何会有公元前481年、468年为春秋战国分界线的说法吕思勉在《先秦史》、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都认为应该以公元前481年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
吕思勉和钱穆都是当代著名史学大师，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用这个划分方法。
按照推本溯源的思想，“春秋”这个词就是出自《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是鲁国史官记录的事情，因为古代历法是先有春秋，后分冬夏，毕竟那时是农耕社会，春秋要干的事情远远要比冬夏多得多，后来人们就把鲁国的这段国史叫作“春秋”。
《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四年的事情，鲁哀公十四年就是公元前481年，通过春秋称谓的由来，来作为春秋时代的终结，再好不过，与此对应的是，战国这个称谓出自《战国策》，与春秋称谓出自鲁国国史这种线索来看，应该更合情合理。
但是春秋除了《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后来又有一个为他俩做注解的史书，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左传》，与前两部合称“春秋三传”。
当然，就后世影响力来说，《左传》因为注重讲史，相比春秋而言，是自成体系，所以影响力更大。由于《左传》比《春秋》多出13年的历史，绝笔是在鲁哀公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468年。
公元前468年除了是《左传》绝笔那一年，也是鲁哀公挂的那一年，更巧合的是，它还是周定贞王元年，这个时间节点，那是相当到位了，无懈可击！
吴越争霸到底是在春秋时期，还是在战国时期？在上面两段中，分别以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68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如果我们知道越国歼灭吴国是在公元前473年，则前面两种分法都将吴越争霸放到了战国时期。
公元前468年虽然能够将吴越争霸放到春秋末期，然而勾践仅仅五年的霸主，是不是对勾践有点不够尊重，难不成越国大部分的霸主地位是在战国时期？
为何我在前文说，即使将吴越争霸放到战国时期，也无法撼动公元前475年的这种划分方法呢？
除了权威之外，实际上也涉及到关于春秋五霸的说法，关于春秋五霸历来说法颇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来源于《史记索隐》中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
也就是根据史记体系的史学架构来看，压根就没有将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放到春秋五霸中来，自然也就不会管你到底是在春秋时期，还是在战国时期。
事实上，很多史学家还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来否定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被评为春秋五霸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勾践灭吴本身就带有兼并的性质，属于战国兼并，然后借此反证《史记索隐》五霸版本的合理性。
对春秋五霸理解不同，自然衍生不同的版本，将吴越放到春秋五霸中的版本出现在《荀子·王霸》中，荀子认为春秋五霸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史记索隐》中的五霸版本真的靠谱吗？你了解宋襄公和秦穆公吗？尽管《史记索隐》中的那个五霸版本早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随着历史的发掘，我们越来越偏向于荀子的五霸版本。
在所有的春秋五霸版本中，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没有争议的霸主，而在主流版本中，楚庄王也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就是秦穆公和宋襄公，以及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宋襄公，宋国本来就是小国，实力不行，而在对外军事也没有多少成绩，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想要图霸，结果在会盟的时候被楚国给捉了，后来在鲁国的调停下，宋襄公才被释放，后来在泓水之战的时候，又被楚国打败，可以说，宋襄公争霸就是不自量力的行为。
很多人认为应当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考量宋襄公的仁义作为，正是因为仁义，所以才被称为霸主，实际这是扯淡，在《左传》中就记载了子鱼对宋襄公的批评，可见，即使是在春秋时期，宋襄公的行为也是一个笑话。
既然宋襄公能够被评为霸主，秦穆公向西方拓展，被周襄王任命为西方诸侯之伯，自然也是霸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史记索隐》中评定霸主带有明显的复古式狭义色彩，“尊王攘夷”这种政治口号估计也会被当作重要参考。
实际上秦穆公在晋文公去世后，想要东进，结果两次被晋军击败，全军覆没，此生再也不敢东进，这样的秦穆公也敢称霸主？
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是否有资格被评为春秋五霸？我倒是认为，春秋五霸不是代表某个人，而是一个人代表这个国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在时间上也是有跨度的，是相互取代的关系。
齐桓公无疑是第一个称霸的，但是齐桓公晚年就已经昏庸无道，使得齐国逐渐衰落。
晋文公在公元前636年即位，在位期间，任用贤臣，励精图治，使得晋国国力大增，成为继齐桓公后的第二任霸主，此后晋国持续称霸百年之久，因此有版本认为春秋五霸，四霸出于晋，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发展经济，充实国力，楚国崛起与晋国进行了长时间的争霸战争，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在邲之战击败晋国，后来问鼎中原，实现称霸。
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即位，任用伍子胥为相，孙武为将军，使得国力日益强盛，在公元前506年攻占楚国都城郢都，取得霸主地位。
正当阖闾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却在与越国的战争中，阴沟里翻船，受重伤而死，此后夫差击败越国，俘虏勾践。
但是勾践通过卧薪尝胆，取得夫差的信任，被放回国，在夫差北上争霸期间，公元前473年勾践对吴国发动袭击，姑苏被勾践攻破，夫差兵败自杀而亡。随后勾践乘势北进，与当时诸侯在徐州会盟，成为春秋最后一任霸主。
从时间节点来说，荀子的版本颇有“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架势。
用赵魏韩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应该最合理吴越是否为春秋五霸之一应该还是存在巨大争议的，但是只要有争议，稳妥起见，就应该将吴越争霸放到春秋时期。
关于这种争议，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司马光认为战国的开端应该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因为在这一年，周王室承认了赵魏韩三家分晋的事实。
以这个时间作为节点，越国的霸业已经衰落，赵魏韩三国的地位已经奠定，另一方面田氏都已经实际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作为战国时期最大的标志，战国七雄的雏形已经确立。
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魏文侯发动变法，使得魏国迅速崛起，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崛起的强国。
春秋和战国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形态的变革，春秋末期，铁犁牛耕已经开始逐渐普及，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发展，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政策土崩瓦解。
而战国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迅速提高的生产力有效的支撑起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比如在军制上，春秋时期各国普遍采取征发制，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能征集部队，而战国时期则采用义务征兵制，只要是适龄男子，都有参军的义务。
当然，此种说法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毕竟公元前403年，赵魏韩的政治地位早就已经形成，周天子形式上的追加承认，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一些史学家认为应该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的时候开始，也不是没有理由，毕竟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几十年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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