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辞世，举国陷入深切悲痛之中。
杜聿明悲痛难抑，向友人倾诉心声：“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近一周了。和大家一样，这几天我和老伴吃不下饭，夜里难以入眠，精神恍惚，眼泪早已流干。我的大女儿杜致礼和大女婿杨振宁几次跨洋打电话来安慰我们，虽然他们自己也非常难过，却强忍着劝我们节哀顺变……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周恩来同志不仅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再造父母！’”
杜聿明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他曾是抗日名将，享有光辉的军功，但也因时代的动荡，背负了“战争罪犯”的污名。
杜聿明的名声起于他作为黄埔军校一期生的优异表现。北伐战争中，他屡建奇功。后来在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中，战绩卓著。尤其是1939年11月，担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指挥桂南昆仑关作战，狠狠打击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赢得极大声誉。
1948年淮海战役进入关键阶段，蒋介石眼见部队节节败退，形势危急，特地召回当时仍在养病的杜聿明上阵指挥。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杜聿明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已无力挽回败局，最终惨遭解放军俘获，身陷囹圄。
展开剩余85%杜聿明清楚自己过往的罪责，曾以为沦为阶下囚后必将度过无尽黑暗的岁月。数次自杀未遂后，他成为被关押战犯中最为顽固的一员，不服管教，甚至一度扬言若共产党放他出去，还要再打一场仗。
然而，人的思想需要历经磨难才会改变。
杜聿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长期征战沙场，漂泊无定，饱受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炎等多种疾病折磨，痛苦难言。
入狱后，他依旧保持着将军的傲骨，不愿向共产党屈服，但身体的病痛却无法抵抗。
尤其是肺结核，需要用当时国内无法生产的特效药链霉素治疗。
为了缓解他的病痛，周总理亲自协调，邀请国内顶级医生诊治，还特别批准动用巨额资金赴港澳采购链霉素，最终治愈了他长期难愈的肺结核。
对令他寝食难安的脊椎炎，周总理更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用药治疗，还为他量身定做了合适的石膏支架，令他能安稳入睡。
那段时间，负责看管战犯的管理人员食用粗粮窝头，而杜聿明却获特别照顾，经常享用红烧鱼、鸡蛋等营养餐，每天还喝上一杯牛奶。
1956年，杜聿明首次给女儿杜致礼写信。尽管中美尚未建交，信件无法直接寄达，但在周总理的协调下，这封信辗转到达女儿手中。杜致礼看到多年未见的父亲熟悉笔迹时，顿时泪流满面。
杨振宁夫妇将收到这封信的那天视为他们家中的“纪念日”。
杜聿明对此份关怀感激涕零，内心坚冰开始融化。
特别是在周总理安排他走出功德林监狱，亲眼目睹新中国建设成果后，他的思想彻底转变。
他们首站来到长春孟家屯——曾是日军细菌战研究基地，现已变成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看到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汽车，杜聿明不禁激动，亲自跳上驾驶室，驾车行驶数百米。
从工人们幸福自信的眼神中，他渐渐明白，新中国的成立并非只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而是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选择，是人民拥护共产党，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1957年，杨振宁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周总理派其老师张文裕代表中国政府送上祝贺，并带来了杜聿明写给女婿的信。
信中写道：“亲爱的宁婿：祝贺你荣获诺贝尔奖。这是民族的光荣，希望你注意政治。杜聿明草。”
此后，杜聿明不断给杨振宁及夫人曹秀清写信，满怀热情地分享新中国的巨大成就。
1959年12月4日，经过十年改造，杜聿明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
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亲自接见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特赦人员。
周总理特地走到杜聿明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聿明答道：“已经55岁了，身体尚好。”周总理笑着说：“你还年轻，还能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杜聿明满怀愧疚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能跟老师一起革命，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辜负了您的教诲。”
周总理随即宽慰道：“你过去有过错误，能认识到并改正就好。这也不能全怪你，我也有责任。你是黄埔学子，我作为老师没能把你教育好，才会走上另一条路。”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昔日师长，如今国家总理兼政协主席，宽广的胸怀和真挚的情感深深打动了杜聿明。他决心继续改造自己，立志戴罪立功。
1961年3月，经中央批准，在周总理安排下，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加入国家机关工作。
从此，他频繁参与各种国事活动。
有一次，他陪同周恩来会见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周总理向蒙哥马利介绍时说道：“这位就是杜聿明将军！”
这简单一句话让杜聿明激动万分。
对于曾经浴血奋战的杜聿明而言，“士可杀不可辱”，被尊称“将军”，意味着对他那段以生命捍卫国家历史的认可，也象征着新中国没有因一时过错抹杀他的贡献。
在国际友人面前，这让曾被视为“战犯”的他感受到极大的尊重。
“士为知己者死”，此时杜聿明彻底心服口服。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议，特邀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这份宽容与信任极大鼓舞了他们，让他们重新燃起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通过书信、广播、回忆录等方式，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即便后来部分人因故侨居海外，仍牢记周总理嘱托，奔走于统一大业。
1985年，宋希濂赴美探亲五年后归国参加政协会议时感慨：“几十年过去，许多事渐渐淡忘，唯有与周总理会面的情景历历在目。周总理生前最牵挂台湾问题，盼望我们发挥作用，我定会尽力完成他的遗愿。”
在杜聿明晚年，还有一段温馨往事难忘。
1963年6月，经周总理斡旋和国家安排，他深爱的妻子曹秀清辗转从美国回国，在北京与他团聚，夫妻二人终于共度晚年。
杜聿明虽因时代局限走过弯路，但他作为抗日名将，头脑清醒。
周恩来总理从身体到心理，从身份地位到尊严，从个人到家庭，都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曾经发誓效忠却遭猜忌利用、最终被遗弃的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
这让杜聿明心中明镜般清晰：周恩来不仅是指点迷津的良师，更是恩同再造的父母！
1981年，临终前，杜聿明特意嘱咐妻子：“今后无论去哪里，国家都会照顾你。”
一个人，要拥有怎样宽广的胸怀，才能承载如此多人的生死荣辱？
一个民族，又该给予怎样的赞美，才能配得上这样一位毕生无私奉献的伟人？
而杜聿明，始终无意追逐名利，默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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